深度解读人物性格 - 《马向阳下乡记》收官

《马向阳下乡记》自开播以来，收视稳高不下。在全国的收视率和网络点击率中近一个月剧首榜位置。可见该剧受观众喜爱的程度，在当前剧烈发生的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形象正处于一个明显的重构期，但是中国电视剧和乡村现实的距离却越来越大，和长于乡土叙事的当代文学相比，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确已经被时代和生活远远抛下。

但就近些年的创作来看，一些农村剧屡屡出现以下的现象：人物符号化、片面化，人物关系虚假，人物对抗壁垒分明，人物矛盾缺乏生活的逻辑性。作为一部以第一书记下乡为题材的乡村剧，《马向阳下乡记》没有囿于创作惯性流于表面，说教僵化。该剧首先描绘了一幅复杂、纠结又不乏妙趣的人物形象图景。马向阳高、富、帅，热爱风景甚于工作，做事能拖就拖、随便承诺，但关键时刻却又高度敬业，等等，这些都表现了复杂的现代真实，围绕他又有一个处在“善”的困境的人物关系网络：曾经在城里做包工头如今落魄却不甘落寞的农村“奸雄”刘世荣、八面玲珑曲意逢迎追求小私小利却渴望秩序感的多情“智囊”会计梁守业、高调强势能干机智重情重义却经常撒泼耍赖的留守“女汉子”李云芳、自诩伟大美貌矫情多事却不乏善良的村中西施刘玉娇等等。

这些主角甚至边角人物都是复杂的结晶体，淳朴与狡黠、愿景与现实、欲望与尊严纠结在这些人物身上，所有人物的出场都具有扎实的历史背景，并带有当下乡村历史的病灶，有落寞、有强撑、有脆弱的浪漫，人物日常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冲突推动着戏剧进程，衰败乡村的夕阳余晖沉淀在人物身上。

复杂生活的呈现首先需要辨析、需要深刻的对历史的洞察，需要长期积累的对善的坚信，更需要静水深流式的对未来的激情。反之，没有这些激情和坚信，更缺乏对各个阶层感同身受的洞察，电视剧所推出的“现实”就是概念化的。缺乏立体的社会牵连和历史脉络，就会出现一般主旋律农村剧的虚假发展以及与部分农村剧的小品化滑稽。该剧满足了观众久违的梦想期待。它的意蕴已超越了这个小小的山村，映射的是当下散发着多重希望和魅力的社会现实。

《马向阳下乡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还表现在情节要素的设置上。具体体现为纠葛建构的复杂性。仅就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电视剧来讲，其激励事件往往设置为农村的改革或者发展纠葛，政治、社会、经济进程事件构成其情节主线，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其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比如《农民的根》《刘老根》《乡村爱情》《咱们村的年轻人》《野河畔的男子汉》《喜耕田的故事》等，有少数涉及乡村严峻现实的作品，比如《生存之民工》《民工》《烧锅屯的钟声》等也仅仅是从社会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关注农村世界颓败的悲剧性，关注农民心灵世界的迷茫与无奈。

该剧虽然也涉及“权力重建”、“土地流转”与“生态旅游”、“有机农业”等常规事件，但其情节点展开的关键却是农村人文环境与人的关系变化，激励事件也相应来自于本土的乡村世界被外来新的文化质素打破而产生的碰撞。马向阳身上的文化质素主要表现为自由、轻松、契约精神等。反观大槐树村，是一个仍然遵循祖训、仍然长幼有序、仍然乐在乡歌俚曲、仍然有着大槐树信仰的“世外桃源”，“为子当孝，待人以诚”的祖训既是这个乡村的历史，也是创作者隐然于胸的理想未来。该剧的复杂在于既没有一味倾向于肤浅乐观，也没有一味表现得压抑、怀旧与悲观，而是借助文化对撞纠葛展示马向阳的选择、村民们的选择，表现时代中普遍化的个体生存困惑及其自愈，其纠葛蕴涵的精神维度显然更加深广。

乡村的魅力还在于复杂现实的妙趣化展现。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在改革和发展的叙事焦虑中形成了或者沉重压抑，或者轻松向上的二元化影像。大概来说，20世纪的作品影像风格冷静沉郁，21世纪以来的作品影像则动感轻松。这两种影像都抓住了乡村图景的一个方面，《马向阳下乡记》则实现了影像调性上的妙趣化融合，在影像形象直觉层面的追求轻松灵趣，在影像意义感知层面的追求冷静沉郁。这就在乡村的历史沉积和现实图景之间找到了糅合的途径，在土气和时尚之间找到了和现实对话的空间。

影像调性的妙趣化展现在光线与色彩方面也有表现，主要表现为高反差与大对比，这在影像完全从属于叙事的电视剧惯例中是比较新鲜的。《马向阳下乡记》善于用光营造气氛，在处理乡村部分的氛围中大胆追求大反差、大光比，亮中有暗，暗中变化，避免大白光，杜绝一览无余，利用光影暗区精准渲染，用凝重的大色块支撑视觉，让画面背景充满分量感、凝重感，而把画面前景表现得自然灵动、充满清新的生命质感。

背景处，是蜿蜒的青石板路，是绿树中鳞次栉比的红瓦小屋，是雄关漫漫的长城脚下的袅袅炊烟;前景里，是黑黝黝的肤色，是衣着淡雅的知性周冰，是艳丽夸张的感性林晓曼，是花枝招展的村中西施刘玉娇，是粗朴沧桑的老祖奶等等，带有表现意味的色彩反差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和心态。多彩的人物在厚重的乡土背景上格外鲜明，斑驳陆离、沉静复杂的乡村社会底蕴获得了自然又不乏时尚灵动之表现，影像酝酿着缓慢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