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现实就是如此的荒诞
片中以张译夫妇为首的寻子团，高喊着洗脑性质极强的“鼓励鼓励”口号，扮旅游团乘大巴集体出行，让人分不清这究竟是个社会团体还是个邪教组织。同时，它的存在又显得合规合矩，让看客无不起了恻隐之心。
陈可辛算是所有北上的香港导演中最特别的一位，你很难在他的作品中找到香港导演处理内地题材时无法摆脱、隐藏的距离感。新作《亲爱的》更直指打拐寻子的社会性议题，这是陈可辛继《中国合伙人》后又一次成功的尝试，他甚至拍出了根植于中国特色的魔幻新现实主义。
说到"魔幻"二字，片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关于寻子团的设定，这个以张译为首的家长群体，其行为特征呈现出超现实的怪诞感。无论是洗脑性质极强的"鼓励鼓励"口号，还是扮旅游团乘大巴集体出行，都有别于常规的思维定势，以致于很多时候让人分不清这究竟是个社会团体还是个邪教组织。
同时，它的存在又显得合规合矩，社会环境中专项NGO帮扶组织缺失、公益心理疏导制度空白，单靠法理裁决无法去消弭内心创伤。他们不得已抱团取暖，希望借助同类间的平等遭遇来获取生存慰藉。于是乎，越荒诞越真实，越热络越悲凉，这比一群无助的人抱头痛哭更令人心酸。
"我们的宗旨是，坚决不生第二胎。(大意)"张译的好几处台词都透着股勉力欺骗自己的劲儿，看似是搔挠你笑肌两下痒，实则猛扎你心口三把刀。这个角色不是主角，却因永远失去(连获知生死都是奢望)，给了影片那些主角都给不了的情感厚度。
尤其是去民政局开准生证的那场戏，与公务人员就死亡证明起了口角，双方各执一词，他不断重复着"走失了哪来的死亡证明"。这确实是一种逻辑，但也只是一种"自我逻辑"，从孩子被拐带的那天起，他就一直活在这个怪圈里动弹不得。既身为受害者，又要扮救助方，是多么戏谑和讽刺的事。
片尾一众明星扮演的角色中，佟大为饰演的律师是唯一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陈可辛赋予了他与角色定位不相称的诙谐做派，他的出现甚至一度有着走错片场的异样感。另一方面，陈可辛又不断地为他的行为解套：家里有位狂躁症的母亲，自己又经历失业的踟蹰，故徇私可考、施援有因。
将这种感觉到的幻与看起来的真联立，得到了这样一个微妙的角色，他面目清晰有血有肉，却又像是从漫漫人海中拎出来的一个影子。这种间离现实的处理，反而增强了重点情节的可信度，正是他从旁观者的位置走到台前，给疲惫无助的农村“妈妈”续上些许希望。
回到整部剧作来看，打拐题材不好拍，涉及到太多维度，不仅仅是亲情难舍这么简单。陈可辛也着实花了不少心思，亲子间的情感修复、法理与人情的冲突、城乡差异化表现，基本都一一囊括到了。作为这张辐射网的核心人物，赵薇所饰的农妇一角彻底模糊了观众自持的道德认同感。单纯从情感导向出发，社会公权力似乎成了拐带儿童的"嫌犯"，但法理本身是永远不会被推至审判席的。这种二元对立也牵扯出一个有趣的疑问：究竟谁是罪人?片中实际上从头到尾就没有出过“拐卖”的真正实施者，也就是赵薇的老公，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陈可辛相似的困惑。
